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创新

第十九届公共治理青年论坛观点摘编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谢德通讯员晏华华）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熟，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亮点。“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基层治理创新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整体。11月25日，第十九届公共治理青年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农业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40余所高校的公共管理学者、多家学术期刊编审以及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生200余人现场参会，共同探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会议现场（通讯员 刘博文 摄）

基层治理面临多重考验

南开大学吴晓林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受“历史基因、执政党双重组织特性、人口规模与管理幅度张力”三重逻辑支配。进一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尚需破解“纵向权责关系、关联失灵、技术主导”等关键议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胡守庚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遭受着多重考验，一方面国家大量的公共资源注入基层，基层承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城市不断扩散，农村逐渐“空心”，这与传统社会基层治理存在冲突。在双重挑战下，完善基层治理需要关注如何依托国家强大的支撑来构筑现代治理体系，如何延续传统简约高效的治理体系，如何构筑科学化、智慧化、人本化的空间治理体系等问题。燕山大学王春城教授表示，在基层治理中，基层干部既要有效地执行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又必须有温度地响应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要有尺度地在上级部署和地方需求、原则性规定和具体要求之间，做好上令下行和下情上达的工作，这些情境考验着基层治理。针对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找切口，展开深入研究。兰州大学郭晟豪副教授提出，随着城市发展，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之间出现“中层陷落”，作为基层治理中政府与公众连接点的基层干部的激励问题被提上议程，未来的相关研究需着重关注基层干部的行为意愿、行为能力、行为情境以及行为结果等方面，并通过实证分析获得更进一步的精细化研究结论。

圆桌对话一现场 （通讯员 刘博文 摄）

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

湘潭大学梁丽芝教授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基层治理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创新政府转型，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培育和激发基层内部治理活力，构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武汉大学刘伟教授表示，我们需要将乡村治理的命题放到历史中梳理，才能对当下乡村治理的方位做比较清晰的定位，进而明晰未来乡村治理的重心所在。当前，我们形成的党建引领、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忽略社会自身成长。未来乡村治理要着重通过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成长，用现代精神构筑起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性基层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徐增阳教授认为，基层治理是公共治理研究的“红海”，做好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基层治理要用公共管理的知识把党建引领说清楚，要到实践中去发现和解决真问题。

多元共治提升治理绩效

华中农业大学李元珍副教授分享了基层政府整合式治理实践研究。她表示，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基层政府需要找准自身的“针眼”将各种下沉资源串联起来，并融合自身的治理资源，进而通过组织、资源、流程的整合，以形成一个简约高效、运转顺畅、上下贯通的基层整合式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山大学助理教授陈馨分享了关于基层政府合作动态变化与治理绩效的研究。他表示，协同治理是解决跨行政辖区治理问题的方案之一，然而协同治理是一个复杂过程，不同要素的动态变化均会影响协同绩效。学界需要进一步探索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深化对政府协同动态变化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杜娟副教授分享了中国饮用水水源地治理研究。她提出，面对城市发展与水源地保护的矛盾，传统基于目标治理体系的绩效评估制和科层官僚体制治理乏力，需要弥合自上而下的“控制型”治理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型”治理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同推动政策目标实现。

圆桌对话二现场 （通讯员 孔繁宵 摄）

基层治理是一片“蓝海”

同济大学余敏江教授则认为，基层治理是一片“蓝海”，还有广阔的空间，比如基层人少事多、人微言轻、监管脱节、精细化管理不够等诸多问题亟待破解，公共管理学者任重道远，有责任深化研究，构建基层治理的自主话语体系。华中农业大学柯新利教授表示，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语境里，基层治理研究应该是一片“蓝海”，中国式现代化对基层治理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比如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经济社会正在转型，城乡关系、人地关系等都在发生趋势性转变，传统的基层治理研究可能也要发生转向，只有我们的基层治理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基层治理研究才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认为，当前的政策文件对“基层”有明确定义，对“顶层”却缺乏明确界定。在我国治理体系中，自治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但一段时间以来，不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对自治的关注，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同仁关注基层治理中的自治问题，以自治推动基层社会丰满起来、运转起来。浙江大学谭荣教授表示，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非传统集权方式推进的集体行动，传统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研究视角不能完美地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尝试解释地方政府推进非市场价值类产品的逻辑，以此推动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创新，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依托现有实践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此外，与会学者还围绕央地关系、数字治理、公共文化服务、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流转、双碳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

本次论坛由华中农业大学主办，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乡村建设与基层治理研究中心承办。据了解，公共治理青年论坛是由国内公共治理领域青年学者联合发起和组织的系列会议。自2014年以来，公共治理青年论坛已连续举办18届，共有千余名学者参与了论坛的研讨交流。公共治理青年论坛旨在推动青年学者研讨当代中国公共治理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论坛已经成为青年学者展现才华、交流互动和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会议留影（通讯员 刘博文 摄）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 月是什么生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肖纪年法是根据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配而成，每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象征意义。

要确定 10 月对应的生肖，首先需要明确是按照农历还是公历来计算。如果按照公历，10 月出生的人可能对应不同的生肖。

然而，通常在生肖的讨论中，我们更多依据的是农历。农历十月一般会跨越两个生肖，具体取决于当年的农历月份和节气。

在农历中，生肖的更替是以立春为界，而不是以公历的 1 月 1 日。农历十月出生的人，可能是属鼠，也可能是属牛。

属鼠的人通常聪明机智，善于交际，适应能力强。他们富有创造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但有时可能会过于谨慎。

属牛的人则踏实勤劳，责任心强，有耐心和毅力。他们为人正直，忠诚可靠，但有时可能会显得固执。

当然，生肖的特点只是一种概括和象征，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等。

总之，要准确确定 10 月出生的人的生肖，需要参考具体的农历年份和节气。但无论属于哪个生肖，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